王洪文秘书萧木追忆：徐景贤的沉浮人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徐景贤凭借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员的身份，曾一时显赫无比。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与文革的终结，徐景贤同样未能幸免，终究被捕入狱，身陷囹圄。

在这充满变局的十年间，徐景贤历经了鲜为人知的曲折变故，而他出狱之后，又是如何迎接新的生活？在徐景贤离世之时，其生前老友、王洪文的得力助手萧木，以一篇名为《你走了，轻盈如白云》的文章，缅怀这位传奇人物跌宕起伏的后半生。全文如下。

徐景贤

（一）

门外，三三两两的人群正陆续到来，那不足二十平米的告别厅内，早已被黑压压的人潮所填满。哀乐在空气中低沉地、缓慢地流淌。我随着人群中沉默而沉重的步伐，缓缓向前挪动，朝着那被玻璃器具所包围的你，我的“同年大哥”，一步步走去。

你在这世间度过了74载春秋，轻轻挥别，未引起媒体的喧嚣关注，亦无华美的灵堂布置相伴。你悄然离去，宛若一片随风而去的飘云。你一生节俭，未曾设想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亦未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将遗体无私奉献给了社会。

犹记得那日，当我对你献出遗体以助他人之决定提出疑惑，你嘴角轻扬，朗声回应：萧木啊，若我先行离去，你将目睹的我，将不再是我个人所有。那时，你看到的将变为国家、医学机构科研之用的样本。深入思考，这不正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吗？

然而，老徐，此刻我凝视着你所述的“标本”，泪水仍不禁夺眶而出。我深知，这是你心甘情愿做出的决定。在遗体捐献的申请表格上，有几项必须由捐献者在“是”或“否”的选项中勾选。询问是否保留遗体片段，你选择了“不保留”。针对骨灰保存的问题，你也选择了“不保留”。至于遗体捐献是否需保密，你的答复依然是“不保密”。末列问题：“是否希望保存遗发以作纪念？”你稍作迟疑，最终在“是”上打上了勾。

踏入五十岁，我便已“尘满面，鬓如霜”，而你却依然黑发飘逸，我心中不禁充满羡慕。你笑着解释，这或许就是遗传基因的魔力。我记得我父亲直到七十岁才初显白发之态。实际上，头发颜色的变化并不等同于年龄的增长。

我明白了。在你勾画那个最后的标记时，心中必定涌动着对那位深怀缅怀的父亲、杰出的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思念；同时，你也想到了自己的一双女儿和两个可爱的外孙，你希望他们能够永远记得，曾有一位黑发满头、看似年轻力壮的父亲和外公。

然而，老徐，在我脑海中您的第一印象，相较于今日，显得年轻不少，发丝也显得更加乌黑亮丽。那时，您拥有一款当时颇为流行的“一边倒”发型，发丝从前额垂下，几乎触及眉梢，那般乌黑、透亮。

（二）

我与老友徐景贤的初次邂逅，恰逢1961年春末夏初之际。

“你就是萧木同志吗？真是抱歉让你久等了！”……

我直言不讳地阐明了自己的来意，他欣然应允。随后，在电梯口狭窄的小房间里，连一杯白开水也未能觅得，我们便围绕着共同钟爱的文学话题，展开了一段宛如沐浴春风般悠长的对话。他那份儒雅的气质、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温文尔雅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出乎意料的是，翌日中午，他便完成了评论稿的撰写，并且亲自将它送到位于康平路141号的党刊编辑部。他骑自行车的背影，在挥手告别的瞬间，那挥之不去的身影，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

当时我们都二十多岁。徐老，在我结识的那批上海年轻作家中，堪称最具书卷气息，同时又深谙政治之道，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一位；然而，他的激情内敛而不外露，非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之势，唯有经过长时间的交往，方能深切体会。

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行事和为人上都追求温文尔雅，不事张扬，不喜夸饰，这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喜好，也让我们之间产生了特别的默契。他总是像兄长一样关心着我，这份情谊，数十年来从未改变。

约在1962年的夏秋之交，我于《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部名为《探索》的小说。起初，这部作品颇受好评，然而后来听闻，在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个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的批评。 认为作者是在给大跃进抹黑，还说要公开发表批判会纪要。 当时，我内心充满了对大跃进的赞美之情，将其视为一次勇敢的“探索”，并坚信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未来的斗争。然而，未曾料到这样的观点竟被误解为“抹黑”，我既感到了莫名的委屈，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以至于连作家协会的通知召开会议，我也不敢再轻易前往。

过了一两个月，在《上海文学》杂志中，一篇关于《探索》的深入评论同样映入眼帘。文章虽点明了某些不足，但总体上，尤其是在政治层面，对《探索》给予了热烈赞誉与坚定肯定，令我心中倍感振奋。该评论的作者正是徐景贤。

随着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在内部层层传递开来，我急切地想要跟上形势的步伐，于是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对那些先前难以激发兴趣的马列理论的狂热学习中，很多时候甚至采取了生吞活剥的方式。与此同时，老徐听闻他已加入由石西民主持的写作班，该班位于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内，他选择“躲进小楼成一统”，着手撰写他的“反修”文章。在这段期间，我们的联系变得十分稀少，然而，《内刊》（即《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每一篇文章我都必定阅读，尤其是那些署名为“丁学雷”的作品，因为我知道这些文章大多出自老徐之手，或是经他润色修改的。

随后，《五一六通知》发布，文革浪潮随之涌起。老徐先是跻身市委文革小组，随后又担任了曹荻秋市长撰写文革检讨的幕后笔杆。继而，以老徐为先锋的写作班，于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大会上高呼出“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口号。文人墨客们亦纷纷加入反抗的行列，成立了一个组织。该组织虽“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自诩为司令部，却羞涩地以“市委机关联络站”为名。

在这段时光里，我勇敢地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与热情，主动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之中，立志要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然而，随着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的相继被打倒，我作为编委，竟成了所谓的“候补当权派”。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成为当权派往往意味着时刻面临指责和挑战，这使得我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

那是一个夜晚，当我身处余庆路机关食堂，目睹了当权派可能动武的一幕，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改造自我的决心开始动摇，于是，我趁机逃离了现场。心中并没有明确的去处，我在街头徘徊了一整夜，最终昏昏沉沉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为集中的静安公园。那里通宵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气氛热烈非凡。正是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创作一部能够正面展现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念头。我蜷缩在墙角的枯叶堆中，默默构思小说的大纲，全然沉醉其中，以至于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大约只坚持了三两天，便觉得这种方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天色又将转阴，似乎即将下雪。恰巧在公园门口遇到了一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党刊造反派负责人，便请他代为转达，希望他能帮我联系老徐，表示我想要到他那里寻求庇护。

在收到回应的当晚，我循着指引，推开了位于武康路2号的机关联络站那扇宽阔而略显陈旧的绿漆大门。踏入熙熙攘攘、仿佛正沉浸在激烈讨论中的人群大厅，我目睹了老徐从人群中突然转身，抽身而出，迅速向我走来。正如他在多年后所著的《十年一梦》中所述：“我摘下头上的哥萨克皮帽，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热气腾腾，激情澎湃地发表了一通演讲……”然而，这一次，他是对我一人如此说道：“萧木啊，你为何直到现在才觉醒反抗？我一直在此等候着你！不过，革命不拘于先后，只要能起身反抗，便已足够！”

在这刹那，我对眼前的老徐既感到了几分新奇，又带着些许陌生。我赶紧轻声解释，自己不过是个“候补当权派”，正寻求避难之所。他恍然大悟，发出一声“噢”，随即领我进入一间小屋，取来热水瓶、搪瓷杯和十几个报夹，说道：“你就安心待在这里吧，保证你的安全。吃喝不愁，书籍资源也一应俱全！”——此时的老徐，又变回了记忆中那个亲切的“同年大哥”。

随着漫天飘洒的雪花预示着1966年的终结，上海城陷入了混乱。老徐往来穿梭，神色匆匆，日夜兼程地忙碌着，而我则独自一人蛰居在小屋之中，悠然自得地翻阅着书籍和报纸。数年后，有人向我透露，党刊中某一派别曾试图登门捉拿我，幸得老徐的阻拦而未能得逞。然而，当时我对此事一无所觉。我既因自身未能跟上时代步伐而深感愧疚与焦虑，亦为老徐能够引领革命的新潮流而心生钦佩与喜悦。然而，有时面对这位昔日温文尔雅的老友，如此迅速地转变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我心中不禁涌起一丝难以置信的情绪。

我的怀疑得到证实。

起初，老徐是在接到了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的数度电话指示后，方才起身参与造反运动。由此，他屡次遭受红卫兵及工人造反派嘲讽，被戏称为“奉命造反”。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发表的《造反声明》，这篇后来在上海乃至全国引发广泛影响的文稿，则是经过写作班中几位才子多次“炮轰”，对初稿反复打磨、修正后，才得以成形。

我并无意对那位已故的老徐进行任何辩解，仅是想揭示一段真实的历史过往。在当时，若被称为“造反精神不足”，那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而那些对他的猛烈批评，实则都是出自一片善心，用那时的说法，便是“助战友一臂之力”。

（三）

“你只需负责搜集传单及各类小报，这对将来你的小说创作或许有所帮助。”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索性将铺盖也一并搬来。白天，我抓住一切机会搜集资料，夜晚则整理、记录，不到两个月，三大柜子的传单和小报就已堆积如山。随着市革会和新的市委相继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加入了市革会的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的上海组稿组以及市委的写作组。写作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业，再加上丰富的书籍资源，尽管工作时常连轴转，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喜悦。此后的老徐，尽管在众多群众集会上依然能看到他激情四溢的演讲，看到他挥手之间，台下万人齐声呼应的壮观场景，但在我心中，他似乎并不真正快乐。

自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与居住之地均位于康办大院西侧那栋楼的三层。大院内的住宅区草坪旁，停泊着几辆黑色轿车，那是马天水、徐景贤等三五位市委、市革会的领导专用的。透过窗户，我目睹他们频繁进出车门，却从未好奇他们究竟在忙碌何事。偶尔，我也能模糊地听闻有关“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老徐权力争夺的传闻，然而，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也未曾深究。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老徐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渐变得不再那般轻盈与从容，他的外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何时起，他突然发胖，常穿着一件鼓囊囊的蓝布棉大衣，这让他显得更加臃肿、拖沓，背部也微微隆起。我不禁想象，他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一次，他偶然造访我们的办公室，我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与工作情况，他只回答了八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瞬间勾起了我对他赠送的那本五六十年代创作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的回忆。书中《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一文，生动描绘了船民被湖冰围困的景象——由于湖冰无法承载站立者的重量，岸上的人只能横握一根竹竿，匍匐前进，一寸一尺地艰难行进。那种如同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与老徐此刻的内心状态竟是如此契合。我不禁涌起了一阵哀愁。

“是啊，久不提笔，笔锋难免会生涩！”此刻，老徐不禁发出一声感叹：“胡适曾言，成为过河的卒子，唯有拼尽全力向前。我也是如此，恐怕即便心有所向，亦难再寻归途。”

这声叹息之中，固然透露出几许自豪，然而更多的是无尽的无奈与淡淡忧伤。

萧木啊，你在政治上总显得过于纯真，要知道，有些事情虽可行，却不宜言说。

当时我未曾料到老徐已然是一位显赫的官员，他所言乃官场中常见的套话。他的沉默不语实则是一种回应：其意即允许你们先行处理，而后汇报。事后，我将此事告知朱永嘉，老朱一经听闻便立刻明白了其意。在他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文艺组的陈冀德等同仁齐心协力，自1973年初起，陆续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出版物。

在记忆的深处，大约是1970年9月的某个星期天午后，蕴芳大姐派遣她的女儿前来唤我至她府上。她言道父亲有要事相商，特别叮嘱一句：“午饭无需前往食堂。”我自小秉持素食之习，又有着偏食的习性，每次赴宴总给东家增添不少困扰。于是，我急忙前往食堂购置了一只馒头，边走边咬，心想“已进食”便有了婉拒午宴的借口。然而，终究无法推脱。桌上虽只是些寻常佐料，但蕴芳大姐却巧妙地将菜肴烹制得精致可口，桌上更摆出了三只红润透亮的大闸蟹。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徐引入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客人：熟悉，是因为我曾屡次远远见过他；陌生，是因为这是我们首次面对面坐下交谈。他就是王洪文。

老徐，一位擅长字句推敲的人，在向王洪文介绍时如是说：这位是萧木同志，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他曾经担任过铁路工人的职务。

我领悟了老徐所阐述的三个要点。首先，他特意强调我曾是一名工人，意在拉近与王洪文的距离，便于他接受我。据此推断，第二点可能是，我即将接受一项与王洪文相关的不明任务。第三点则是，这两位在传闻中摩擦不断的市委和市革会领导，似乎出于某种原因，产生了团结的意愿，而老徐则是率先伸出和解之手。

末节之喜让我心情愉悦，而前两处则引发了诸多疑惑，令我心绪不宁。

吃米饭，最重要的是细嚼慢咽。慢慢咀嚼，直到嚼出甜味，再缓缓吞咽，这样才有助于消化吸收。王洪文点头赞同，我这个平时吃饭如救火的人，对此感到十分新奇。然而，蕴芳大姐却揭穿说：别装了！早一顿、晚一顿，冷一顿、热一顿，你早就胃病缠身了，还好意思提倡细嚼慢咽！王洪文惊讶地侧过头问：你也有胃病？老徐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回应道：有一点，但还好。

用餐过后，老徐将王洪文及我引至内室，闭紧房门，两人神色凝重地向我简述了不久前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中所发生的那场被誉为“势如炸平庐山、令地球停止转动”的激烈争斗。我心中深受震撼，亦悟出王、徐二位能够暂时携手合作的原因。显而易见，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指使，首当其冲者即为张春桥，这让王、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强敌环伺”，因此，他们都有了摒弃旧怨、共同对外的心意。

随后，老徐取出文件，向我阐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核心内容，以及闭幕会上对全党提出的“学习一点马列主义”的倡议。接着，他告诉我，他与王洪文已商定，每日中午抽出两小时专攻马列主义，决心坚定，不容动摇。然而，他担心某些地方难以理解，因此希望我能担任他们的辅导老师。我心中明了，老徐完全能够自学，无需他人的辅导。尽管他未曾明言，但我推测，他之所以如此安排，实是出于一番苦心，意图拉王洪文一同学习。尽管如此，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目的纯粹是为了逼迫自己多读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学习活动确实变得坚定不移，始终如一。起初，仅有徐、王两位参与，不久后，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位同志也加入了进来。他们研读的，是据称经过毛主席亲自圈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革命导师的代表性著作，共计三十卷。

当初，我和老徐都未曾料想到，仅仅因为我担任了这份业余性质的辅导教师，竟使得三年后我被调往京城。起初，我参与了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订工作；十大会议闭幕之后，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据他自己所说，毛主席交给他的主要职责是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因此他以这个理由将我留在了身边。我依旧“雷打不动”地每天为他辅导两个小时，后来又增添了陈永贵和吴桂贤，继续研读三十本经典书籍。

在这期间，我先后应命为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同志起草了一些简易的文件，协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处理他们交办的文字任务，同时在《人民日报》担任了部分职务。

我心中不免涌起苦闷。这并非是因为我察觉到王、张、江、姚四人存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是因为“一仆多主”的境遇，使得我鲜少有时间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创作。

同样，老徐似乎也并未感到顺心，尤其是那发生在1974年春天的《朝霞》事件，它让他背负了多年的愧疚。在此，我不想过多赘述该事件的具体原因、经过及其性质。（注：欲了解该事件详情，请参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栏目中陈冀德撰写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仅想倾诉一言：它如同文革狂潮中的一朵微不足道的浪花。然而，这朵小浪花却自基层蔓延至中央，映射出知识分子在那个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游戏中所遭遇的无奈与尴尬。

部分工人造反派成员针对《朝霞》杂志上两位青年作家所撰写的两篇小说中的一些片段，进行过度解读，将其夸大其词。他们首先在若干基层单位中大肆攻击，随后向上级市委汇报，要求全市范围内展开大规模批判。该报告递至康办后，王秀珍和马天水已签署同意意见，只待徐景贤作出回应。

鲜为人知的是，老徐在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怎样的激烈思想斗争，终归还是毅然决然地画下了一个表示认可的圆圈。

我深知老徐对友情之重，这一点，从1968年秋季专题写作组被迫解散时，他所做的细致入微、尽可能周全的安排中，便能窥见一斑。然而，当他绘出那个“O”时，却无意间在几位文友之间长久的互助友谊上留下了一抹污点。照此行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无疑是他自1959年起结识的老友、《朝霞》杂志的具体负责人陈冀德，以及另外两位同样与他相识且深受他热情扶持的青年作家。

陈冀德与那两位青年作家果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接连致信于我，向我倾诉他们所面临的艰难困境。

此事件亦牵连王洪文，显而易见，他站在了王秀珍的一边。

我必须公正地指出，在那三年多的时光里，我身处北京钓鱼台，王洪文先生对我不仅给予了极高的礼遇，而且始终充满敬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秦城监狱的病榻之上，他仍旧不断叮嘱前来探望的妻子，将他的问候转达于我。他衷心期望，未来我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为他记录下一些真实的故事。然而，但在《朝霞》事件中，我情绪激动到几乎失控。我明确指出，《朝霞》正是我负责的项目，那两篇小说在发表前我都审阅过，若有批评，请直接针对我，为何要指责那些革命小将？他先是一愣，随即轻笑出声，说道：“原来是误会一场，龙王庙被大水冲倒了。你不必放在心上，我已经吩咐他们不要批改了。”

此事件自爆发至平息，不过短短半月之久，最终在张春桥的干预与调解下，迅速得到了平息。

老徐深陷痛苦。

于旁观者而言，这似乎易如反掌：不过是为了那顶官帽罢了。然而，身处其中的老徐所体会到的，实则远比这更为复杂。他只能孤独地舔舐着自己不知为何会受的伤痕。

同年五月之际，我因公事返回上海，便抽空探访了老徐。甫一相见，他便激动地紧握着我的手，声音充满热情地说：萧木啊，我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对此，我深感抱歉。我不仅对不起老朱，对不起陈冀德，同样也对不起你。我告知他们，我曾与老朱、陈冀德有过面谈，他们对你都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并无一人对你有所责怪。

他言：“他们越是宽恕我，我心中的愧疚便越加深重。岁月流转，多年后，我们几人——徐、朱、陈，还有我——在经历了人间的起伏沉浮、品尽了生活的种种滋味后，再次相聚，共剪西窗烛，同谈巴山雨。偶尔，我们也会提及那个《朝霞》事件，相互对视一笑，依旧是在清风朗月的夜晚。然而，那天，当我从老徐家出来，漫步在康办大院的花坛小路上，心头却笼罩着沉甸甸的阴霾。我难以言明，是对老徐的软弱感到惋惜，还是对他心生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惋惜之情。”我常想，对于像老徐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来说，最好还是远离官场。一旦踏入官场，尤其在这种体制之下，十有八九将陷入悲剧的漩涡。

彼时，我竟未曾察觉，即便我自诩无甚才华，却也出演了悲剧角色之一！

（四）

文革落幕之际，我的那部尚处于半途的长篇小说《春江潮》随即被定性为“篡党夺权”的毒草，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场残酷的革命批判。而我，也先后在炮兵、步兵的隔离室以及秦城监狱中辗转，五年半的光阴就这样匆匆流逝。随后，我在上海的下放劳动中度过了八个月，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82年11月，我被逮捕并依法审判，最终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并被押送至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

监房门前，一条被称为“小阳台”的长宽适中的走廊蜿蜒而过。当年，英国设计师或许是为了通风的考量，在走廊中巧妙地镶嵌了一方又一方的铁丝网，使得上下两层楼面能够透过这些网孔相互遥望。在一次“小放风”的机会中，我步出监房，偶然向下俯瞰，只见一个犯人弯着腰，背影中正忙着用餐。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竟然被置于装满热水的面盆之中，每当用勺舀取饭菜时，饭碗便随之晃动不已，仿佛永无止境。我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他头上的那顶哥萨克风味的破旧皮帽，让我立刻联想到了老徐。我试着清了清嗓子，果然，一张先是一愣，继而惊喜交加的面孔浮现出来。多年生死离别，如今意外重逢，却隔着薄薄的一层。就在这一刹那，那层隔阂被瞬间打破，他那份真挚而亲切的情感，从此镌刻在我心中。他脸上浮现出夸张的神情，嘴巴张合了几下，我立刻领会了他的心声：他在询问我“是否安好”。我用力地点了点头，也学着他的样子，嘴巴张合了几下。他对我点了点头，用调羹轻敲面盆，向我展示出轻松、天真，甚至带有一丝滑稽的微笑。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不让我为他那顽疾的胃担忧，然而，泪水还是不争气地夺眶而出。

春节过后，鉴于大队部考虑到让那些热衷于美术的年轻犯人掌握“一技之长”，以便于将来谋生，便让我与两位曾任职中学美术教师的老年犯人共同开办了一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们则是由各中队精心选拔而来。鉴于培训班除了课堂讲授，还需进行个别辅导，我因此获得了在楼面和监房间自由活动的“特权”。正是以此为借口，我与老徐得以多次相见。

初次相遇之际，他正忙于拆解纱线。在提篮桥，这是所有在押犯人必须执行的日常劳役之一，每天都有一定的任务量。然而，对于老徐，却给予了特殊关照，他甚至可以免除这项工作。我好奇地问他为何还要拆纱，他回答道，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拆纱只是用来调节心情的，而且他也没有硬性指标要完成。

我再次询问他的胃痛状况，他回应说病情并不严重，尚能承受。只是吃饭时需要分多次进行，吃得过多便会感到闷胀。在炎热的天气下倒也无所谓，但在寒冷天气里，就只能采取你曾见过的土方法来分食。那些负责倒热水的犯人似乎对我特别宽容，每次都会额外给我几勺热水来加热食物，这样吃饭就会感觉舒服许多。接着他又关心起我的身体状况，说我看起来有些精神不济。我告诉他这里的环境比秦城好多了，只是夜晚仍然难以入睡。他提到听说中队里的学员们私下里称你为“小老头”，说你总是愁眉不展。萧木，你真的应该放松心情！完全放松！你看我如今，“无官一身轻”，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好吗？

的确，印象中。提篮桥的徐先生，如今的生活确实比他担任领导时来得更为悠闲。岁月在人们身上留下了痕迹，然而，他的面容却显得清瘦而开朗，不复往日的臃肿与拖沓，不再流露出疲惫之态。

随着刑期即将届满，我与老徐进行了一次充满告别的相聚。他的服刑生涯漫长，尚余半数以上。他对我表达了祝贺，而我仍旧保持着那份令人心疼的忧愁神情。回顾过往，我们曾激情满怀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未曾料及现实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即将面临的问题并非理想之辩，而是生存的根本——如何确保一家老小有饭吃，孩子能接受教育，我该如何承担起这份责任？

徐老表示，至少最低工资标准还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就秉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勤俭节约是我们的革命精神，全社会都将其视为一种荣耀！

我说你错了！“贫贱不能移”曾是特定时代的道德信条。然而，当“金钱至上”的观念逐渐弥漫社会，贫穷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也随之转变为一种耻辱。

徐老沉默片刻，继而说道：“我仍旧难以置信你的言辞。”

刑满释放后，我再次被拘禁在劳改工厂之中。为了维持生计，我不得不充分利用每一丝业余的闲暇时光，日夜兼程地劳作。尽管我除了勉强能执笔之外别无他长，而且无论是文稿还是书稿，尽管我频繁更换笔名，内容也大多是古代历史，却依旧屡遭禁锢，四处碰壁。直至老徐出狱，我依旧未能摆脱困境。老徐在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先是潜心读书，随后陆续写下了几篇回忆录，同样屡遭封禁，四处碰壁。然而，他的态度却比我更加从容不迫。我们见面时，总免不了围绕着我们共同的文学爱好畅谈，他很少提及那些不愉快的遭遇。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历经风雨、荣辱不惊的达观态度，一种在世事变迁、沧桑岁月中努力追求的人生境界。有一次，我故意在提篮桥讨论过的那个话题上发难。现今，媒体推崇的是“会赚钱，敢消费”，富豪、名人成为最流行的标签，即便是小学生也在攀比谁家的父亲更有钱。你难道仍旧固执地认为“勤俭节约”依然值得全社会尊敬吗？

徐老表示此事超出了他的预期，随即洒脱一笑，言道：“那又何妨？孔子高徒颜回，即便是一碗饭、一瓢水，身处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难以忍受那份困苦，他却依然保持着快乐。我们难道不能效仿这位被誉为‘复圣’的颜回吗？不论他人如何评说，我们只需自寻快乐，让自己沉浸在幸福之中！”

他言谈间，我仿佛又见到了往日那位身姿轻盈、从容不迫的老徐。即便岁月在廉颇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却更显出一份洞悉世事的睿智与老练。

然而，即便老徐偶尔也会显得不够圆融、不够老练，那便是他屡次三番向我致歉，其中两次甚至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在他眼中，我那长达十七年的半是监禁的生活，源于我在联络站寻求庇护时，他收留了我，并进而推荐我加入写作组，以及辅导王洪学习文学与马列理论所引发的后果。听得实在太多了，我忍不住有些不耐烦地问道：“你这是在烦我吗？再这样下去，我可要捂上耳朵了！”

实则，我内心深处始终怀有对老徐的深切感激，尤其是如今。首先，他当时对我予以收留与推荐，实乃一片好心。毕竟，人非圣贤，谁能预知未来？其次，即便我此后遭遇了种种波折与艰辛，这些经历对于我领悟人生真谛、洞察历史变迁却大有助益，并非纯粹的厄运。更不用说，人生本就丰富多彩，或许我后半生的际遇，正是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珍稀之宝。数十年来，我始终未能真正行使一个公民应有的创作自由。这种持续的剥夺，让我深感痛苦。写作，是我一生的挚爱，若失去写作的能力，我的余生将何以为继？

1997年秋，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特地前来拜访，寻求将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意向。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老徐的身影。他早在60年代就曾担任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撰写电视剧本对他而言应当是游刃有余。经过一番商议，他欣然应允。这一消息让我欣喜若狂，随即与制片人签署了改编权的转让协议。小说中描绘的“堕民”，是江浙地区独有的，被自由民视为天生“贱民”的群体，他们常遭受公开的侮辱和欺凌。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则认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就题材而言，它涵盖了从明代至民国的一段悠久历史，应该不会有太多禁忌。然而，为了规避潜在的问题，我和老徐都小心翼翼地使用了不为人知的笔名。

该连续剧于次年春夏之际在浙江横店正式开机拍摄，投资额高达四百万，目前已完成三分之四的拍摄进度。飞下禁拍令。缘由在于，依据我与那两位制片人签订的协议，影片开头需标注“根据莫莠小说改编”字样。莫莠，那是我青少年时期所用的一笔名，时至今日，鲜有人知。然而，似乎无所不能的有关部门早已洞察一切，他们发现，“莫莠”便是“萧木”的真名！

百万资金即将化为乌有，而仍被蒙在鼓里的剧组，那两百余名演职人员却在横店忍受酷暑，日夜兼程地辛勤工作。一旦拍摄禁令正式下达，其后果将难以估量。两位制片人星夜兼程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并肩，向下达禁令的相关部门竭力陈情，但恳求无果。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转而向我求助，哀求我无论如何都要“拯救”他们。唯一的救赎之道，便是我“自愿”让渡署名权。我沉默良久，目光落在那两位满头大汗、面露惶恐的年轻人身上，终究开口道：“抱歉，是我让你们承受了太多的苦楚！”

传言这部名为《苦藤》的电视剧最终还是得以制作完成，然而，由于我再次签署了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全新协议，这部作品与我这个原创者之间已然毫无瓜葛。我不禁好奇，在中国电视剧史上，是否还有第二例如此独特的情形呢？

向老徐传达此事后，他起初同样感到惊讶，继而又自我解嘲一番。他提到，在我们眼中，我和你似乎都沦为了“堕民”，连普通公民都不如。就算是被称作“堕民”，那又如何？毕竟，我们仍然是“民”啊！就算身份不高，也能过得相当自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徐的“自在”生活变得愈发艰难。不仅面临着经济上的困境，他的身体也饱受偏头痛、冠心病以及老胃病的折磨。他的背脊愈发弯曲，行走时仅靠拐杖已不足以支撑，不得不依赖他人的搀扶。在前年的秋冬季节，内耳中长出的胆脂瘤破坏了他的平衡感，使他站立时感到天旋地转，不得不接受两次手术治疗。由于我已搬迁至浦东，与他家相隔甚远，我只能在他每次手术前，通过电话向他传达几句慰藉之词。每次电话那头传来的，总是他响亮而乐观的回答：“放心吧！我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不过，这并非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哈哈！”

最为刻骨铭心的，莫过于那最后一次的欢聚，发生在2007年10月27日，我们在江湾湿地公园度过的美好时光。

难道小偷也是老年人？老徐喘着粗气说，那拐杖的金属杆子可以卖些钱，换得几只烧饼。众人听了，不禁陷入了沉默。

如数家珍。

徐老凝视着那波涛起伏的远方，悠然吟咏道：“曾经沧海，难为水……”

接口说：“非巫山非云。”

徐突然转头说，大约在1972年的春夏之交，我们一起前往北京参加了一次会议。会后途经南京，受到了许世友的热情款待，他邀请我们留宿一晚，并一同游览了长江。在船上，我向他们提及了你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篇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部作品吗？

印象模糊。

‘长江的主人’！昔时你立志成为长江之主，如今年岁渐长，恐怕难以再担此重任，那么就试着去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吧！”

今宵，我于灯火阑珊之际，挥毫泼墨，吟就一阕短词，意欲赠予老徐，以铭记此次游览之乐。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水奔集，天作合，胥涛竞立。极目望，李仙白帝。苏哲赤璧。金粉六朝随波去，辞赋百代风流客。正清秋，桂子送幽香，云戏鹬。

当年事，浑莫识；眼前酒，已斟溢。且散发弄棹，西斜红日。举杯酹江发浩歌，点评今古中流楫。唯休说。暮鸦绕乌台、伊人泣。

未曾料想，词句方落笔间，人却已远行，公园漫步之旅竟化作了永久的诀别！

（五）

10月31日黄昏时分，电话铃声骤响，陈冀德的声音带着颤抖：“老徐走了。”今日下午四点三十，他不幸因过度劳累引发心脏病发作，自病发至心跳停止，仅短短不到半小时。

仅仅四天前，我们不是还在湿地公园畅游吗？96小时的短暂时光，怎么也想像不出，我竟无法置信！唉，这叫我如何去相信，又怎忍心去接受呢？

近日，为了缓解心中的伤痛，我不经意间翻阅了《列子》一书，其中一篇名为《天瑞》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文中提到，古时候的人们将逝者称为“归人”——

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人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

诚然，生命终将走到尽头，这恰如人们理应归家一般，再自然不过。身为“旅人”，我们怎能总是游荡四方，无视家的温暖？如此岂不成了“放浪形骸”之徒？老徐在短短不到半小时内，便从“旅人”变作了“归人”，这不仅对他本人，对家人而言，也是一份难得的喜悦——我一边阅读，一边如此自慰。

古语有云：“树倒方知根底深。”如今，老徐亦已倾倒，但他非但心甘情愿地接受众人的审视，更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主动让医学工作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用无情的手术刀对其身体进行解剖与切片，置于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检验。在生理层面，自是会发现一些被病菌侵袭的病变组织，然而在心理层面，我敢断言，即便显微镜的放大倍数高达千万倍，也绝无法揭示出专横、贪婪、欺诈等负面“心理因子”。对照现今官场，我为能拥有这样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其实在我看来，老徐不仅捐献出了他那有形的“生理遗体”，依据马克思的经典论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亦为后世留下了难以触摸的“社会遗存”。若非以情绪化乃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为手段，而是以严谨的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对其“社会遗体”进行深入剖析与细致切片，进行详尽的分析与研究，那么我坚信，必然能够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一部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它不仅构成了整个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也成为了人们洞察这部宏大历史画卷的一扇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