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跌宕人生：十年和平，半世坎坷

来源：北青网 邓穗

邓华，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郴县，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1927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生涯。1928年，他投身湘南起义，从此踏上戎马生涯。他参与了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后继任为志愿军的第二任司令员。1955年，他荣获上将军衔。此后，他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然而，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因被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而离开军队。1977年，他重返军队，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1977年7月，邓华重返政治舞台，亮相于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他的名字再度登上报纸，这是自十多年前沉寂以来，他首次在北京公开露面，引起了西方记者的密切关注。8月5日，邓华正式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一职。西方媒体分析认为，邓华的复出预示着中国军方将出现新的动向。

1959年，随着其被列入“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名单，邓华选择了转赴地方工作。仿佛转瞬之间，他似乎从公众视野中消逝。他的名字被从历史记载中抹去，他的肖像亦从博物馆的展柜中悄然撤除。昔日的赫赫战功者如今沦为默默无闻之辈，竟至众人耳熟能详的是解放海南岛之战，却鲜少知晓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正是邓华；对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人们或许有所了解，但或许未曾留意，这两场重要战役的指挥官，即志司第一副司令员，同样是邓华。与邓华有过交锋的美军对其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而台湾方面对于这位在渡海战役中屡建奇功的将领，亦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

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遥远的南疆海角，毛泽东将解放海南的指挥重任交托给了邓华。

身为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邓华的赫赫战绩非解放海南岛与抗美援朝莫属。邓穗回忆道，1979年，刚刚恢复部队工作的邓华，在出行的首站便安排了邓穗陪同他重返海南。尽管那时父亲的健康状况已有所衰退，但他仍旧怀揣着探望海南的强烈愿望。“在三亚，部队列队热烈欢迎，父亲步履虽缓，但我能明显感受到他当时内心的喜悦。”

1949年10月14日，随着四野第15兵团成功解放广州，毛泽东的目光随即转向了海南岛，并将指挥重任委托给了15兵团司令员邓华。鉴于南下途中48军驻留赣南，而44军肩负着卫戍广州及在广东剿匪的重任，参与解放海南岛的15兵团部队仅剩43军。为此，四野首长临时将12兵团的第40军纳入15兵团的指挥序列，参与战斗。于是，邓华领导的第十五兵团指挥部，便成为渡海作战兵团的指挥核心，统一指挥40军。（军长韩先楚）和43军（军长李作鹏）配合琼崖纵队，准备渡海作战。

邓华指挥渡海作战

彼时，国民党在海南岛上设立的海南防卫司令部，汇聚了海陆空三军，总兵力高达约十万人。该部装备了各类舰艇、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加之海峡的天然屏障，更凭借海空军的绝对优势构建起立体防御体系。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薛岳，以自己字号“伯陵”命名此防线为“伯陵防线”，寄望能够持久坚守，与万山群岛、台湾、金门、马祖、舟山等岛屿相呼应，共同构成一道封锁大陆的坚固锁链。

邓华所指挥的部队，历经长白山与松花江的洗礼，从北方的辽沈、平津战场一路向南，直至抵达雷州半岛。众多战士未曾一睹大海真容，直至海水溅入口中，方知其咸涩。面对如何作战、如何渡海的疑问，官兵们心中不免踌躇。邓穗回忆道：“父亲在部队中提出了‘将陆军转化为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口号。各部队由此开始亲近大海，学习在波涛中畅游，练习海上航行，积累经验，使得干部战士迅速克服晕船呕吐的困扰，适应海上生活。”

邓华并未采纳毛泽东关于一次运送一个军的提议，而是改为采取分批偷渡的策略，并相应地推迟了总攻的时间表。

当时，身处莫斯科的毛泽东屡次发出电令，指示：“务必集结足以一次性运送至少一个军（约四五万人）的完整力量，携带三天以上的口粮，于敌军前沿实施登陆，构筑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后，必须独立发动攻势，切勿依赖后方支援。务必深入分析金门战斗失败的经验教训。”同时，毛泽东还要求：“请命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等人，不要依赖北风，而是要依靠改装后的船只进行准备。由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全力推进，在几个月内完成数百艘大海船的机器改装，力争在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

一方面缺乏渡海作战的实战经验，另一方面缺少机械化渡海设备，再加之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不足。缺乏海军运输舰艇，更别提空军的飞机用于空投，即便是最基础的木船也极为匮乏。较大的渔船几乎都被国民党军征用至海南岛，而即便是前往香港，也未能购得登陆艇。”

“我父亲素以敢于依据战场实况，提出与上级指令相异，乃至截然相反的见解而著称。在解放战争的三次重大战役中，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的邓华，便以非凡的胆识，三次向林彪司令员提出了不同的战略建议。尤其是平津战役期间，他对林彪‘先攻塘沽，后打天津’的指令提出了质疑，并大胆提出应先攻天津、后攻塘沽的方案，此建议终被林彪采纳，并在实战中得到了验证，证明其正确无误。”

此次，他在渡海的时间、工具以及方式上均提出了独到见解。他深信，要一次性运送一个军团的兵力渡海，实属不易——当时既无一次可容纳一个军团的船只，亦缺乏渡海作战的实战经验。琼州海峡的宽度是金门与大陆之间距离的几倍至十几倍，最短距离也有30公里，最长甚至超过100公里。基于此，他决定将美军十轮大卡车的引擎安装在木船上，并装备火炮，将其改造成土制炮艇，同时征召木帆船作为主要的渡海运输工具。结合实际情况，他最终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规模渡海，与最终大规模登陆相结合”的作战策略。前两次的偷渡不仅积累了宝贵的渡海经验，还与岛上的琼崖纵队成功会合，增强了接应力量。渡海时间也被建议调整为农历年后，以确保我们准备充分。他所提出的这些方案，军委均表示赞同。

“1950年4月16日，19时30分，随着父亲的一声号令，渡海兵团的千帆竞发，勇敢地驶向了琼州海峡。面对敌军海军和空军的猛烈拦截与攻击，战士们紧握着古老的木帆渔船的摇桨，英勇无畏地冲破难关。这场以木船对抗军舰的海战，无疑在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军长征时期，薛岳曾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此次行动，我们终于得以一洗往日之耻。”

毛主席曾经说，若海南战役推迟一个月展开，该岛或许便会沦陷为第二个台湾。昔日解放海南，关乎我国南大门之安危——那是一连串岛屿的锁链：台湾、金门、海南，如同屏障般将我国南部疆域紧紧围护。如今，南海辽阔，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蔚蓝国土，海南岛问题得以解决，宛如我国手中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守护着南大门的安全。它远非一座普通岛屿，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是南海的天然屏障。

毛泽东对邓华言道：“你若接管东三省，指挥志愿军，我自当安心。”

邓穗回忆道：“自海南岛解放一个多月后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主席提议组建东北边防军，以巩固边防并随时应对可能的战事。起初，因种种原因，原本拟调任的几位将领均未能赴任，于是军委决定调动战略预备队中的38、39、40军北上布防。这三个军当时隶属于13兵团，由黄永胜担任司令员。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鉴于黄永胜的作战能力被认为不如邓华，便将我的父亲从15兵团调至东北，任命为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的司令员。于是，我父亲再次从南方踏上了北去的征程。”

在我父亲离世之际，我整理其遗物时发现，彼时东北边防军的组建、训练以及筹备工作，无不直接向林总汇报，且严格遵循四野的“一点两面三三制”进行训练与准备。

“后来彭总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实际上前期的几次战役等于是一野的彭总指挥四野的部队，兵团部改成志愿军司令部。我父亲为第一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在朝鲜战场中，彭德怀多次说父亲作战勇敢，细心，出了些好主意，是个好帮手。毛主席也多次接见父亲，听取前线的战况，甚至还说‘你去了我放心’这样的话。其中一次召见时，我父亲还向毛主席建议，由军委通盘安排全军轮流到朝鲜，通过实战学习与高度现代化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毛主席很赞赏，说朝鲜战场好比是个大学校，也好比是个大演习场。”

邓华、彭德怀、陈赓在朝鲜战场

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总部所在地。

随着朝鲜战争的初战五场告一段落，彭老总因健康原因返回祖国接受治疗。康复后，他执掌军委事务。期间，我的父亲接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面领导志愿军工作，并在1954年荣任第二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在朝鲜战争的战略要冲，父亲向毛泽东上书，提出了采用阵地防御坑道战的策略。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以及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均出自父亲的手笔，其战术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10月24日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此等战法，若持续运用，必能将敌军置于绝境。务必逼迫敌人采纳妥协方案，以结束朝鲜战争。”

“鉴于志愿军司令部遭受空袭，毛岸英不幸牺牲，许多人或许将其视为一桩偶然的悲剧。然而，实则不然。历经七次辗转迁徙，九次遭受轰炸。无论抵达何处，总有一架电台——那时美军已掌握了电子侦察能力，电台一旦开启，便立即暴露无遗，因而无论走到哪里，轰炸便紧随其后。数年前，洪学智老先生尚健在，我曾前往探望。洪伯伯回忆道：“我与你的父亲同处一室，记得有一次他归家甚晚，累极而睡，竟未察觉敌机轰炸的警报。我不得不将他唤醒，一同躲进了防空洞。待我们返回时，却发现……”行军床被打得满是洞。”

邓华、陈赓、彭德怀、南日大将、甘泗淇、李贞）。

遭受“七大罪状”的指控，被诬为“野心勃勃”，庐山会议之后，与彭德怀一同遭遇不幸。

庐山会议闭幕之后，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北京中南海隆重召开。与会人员不仅包括中央军委委员，还涵盖了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各野战部队的关键领导，最终参与人数达到508位。这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军委扩大会议。正是在此次会议中，邓华，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同志一道，被界定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他们合称为小“彭黄张周”集团。在军委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作出了对邓华的处理决定，即撤销他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此举亦意味着他副参谋长和沈阳军区司令的职位同时被免除。

邓穗：自庐山会议落幕之际，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已遭受批判。返程途中，林彪再度领衔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力主“彻底消除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影响”。会上，彭老总被指控拥有所谓的“军事俱乐部”，于是便将这批人纳入其中，包括邓洪万钟，他们一同遭受批判，最终均被降职。

“在我看来，父亲之所以遭遇困境，实则多半源于与彭总的深厚交情。然而，具体是如何在会议上被批判，这一转变背后的真正原因，时至今日，仍旧是个谜团。”

本次会议伊始，分为十四个小组，我父亲身为沈阳军区司令，自然担任了小组召集人的职责。会议初期，大家开始批判彭总，批判声此起彼伏，不知不觉中，四人的名字也被牵扯其中，一同遭受了批判。随着会议的深入，小组合并为两个，集中进行批斗，四人便被一同撤职。直至后来，在为他们平反之际，我们方才明了这一切。最初，他被罗列出了七大罪状，然而，这些证据既未允许本人查阅，也未曾给予申诉的机会，这七顶无形的罪名如巨石般压在他身上，长达二十年之久。”

当时，有人对邓华抱有质疑，认为他野心勃勃，尽管当时他仅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却提出了建设全军战役机动部队的倡议。”

“那会儿，说你‘有野心’就不得了了。但是现在看起来，那是正确的，从现代战争来看，就是要集中精锐，建立快速反应部队。所谓有野心，其实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

“前几天，我们几个四野的后人一块儿吃饭，也聊到这个军委扩大会的事儿。那天也有洪学智的女儿，我说我父亲1980年很早就去世了，你老爸还在台上呀，他复出后当了军委副秘书长，有条件可以查查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谁说的？主席说的？还是林彪说的？怎么就把你整了？她说：我父亲没有去查过。”

“后来我想，也可以理解，他们那代人就是那样，不计较个人，挨了整，过去也就算了。”

邓华、李玉芝夫妇

十七载岁月扎根四川，邓华深知：太平盛世原本是将军们为之奋斗所成就，岂有将军能独享这份太平？

在军委扩大会议落幕之际，邓华被遣返回沈阳，继续承受批判与斗争的洗礼。与此同时，中央军委特地派遣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批邓领导小组，进驻沈阳，负责监督工作。到了1960年5月，邓华在四川省获得了一个副省长的职位，主要负责农业机械事务。据说，毛泽东曾言：邓属彭，但与彭有别。

彼时的邓穗尚年幼，对父辈们经历的沉浮自然难以洞察。在他脑海中，留下的唯有生活的表面波动，“我只记得，我们家从沈阳搬到北京不久，又迁至四川。到了四川，父亲便将那些跟随他多年的黄军装——那些陪伴他多年的军装，悉数取出，让我母亲带去洗染店染成黑色，连帽子也不例外。”他仍清晰记得，父亲对他的孩子们传授的家训：每个人都要掌握一技之长，不可依赖父母；做人要低调谦逊。

邓华在四川下放期间，亲笔抄写了毛主席的著名诗词《沁园春·长沙》。

我父亲自遭逢逆境，辗转至四川便度过了长达十七年的时光。我时常思忖，历经战火，出生入死多年，如今在和平时期却被调任至四川，担任分管农业机械的副省长，这样的变动，换作任何人恐怕都会感到十分沮丧吧？他怎会独自承担这份工作？我父亲曾感慨：“太平盛世，本是靠将军们的奋斗铸就，哪里有将军能安享太平？”试想他当时说这话时的情绪，不难想象，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然而，在工作上，他依旧保持着严谨的态度。当时，四川主管农业的书记以及农业机械厅的厅长均为省委常委，而我的父亲，尽管只是挂名的副省长，但他并未因此放松对工作的执着。他勤奋好学，阅读了诸如《发动机构造原理》、《拖拉机驾驶员手册》和《农业机械化讲义》等专业书籍。他不仅学会了驾驶拖拉机，还能熟练操作脱谷机和插秧机。我小时候，他时常带我去农机厂参观。他跋山涉水，走遍各个县，前三年便走遍了150多个县和几百个公社，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规划与措施。他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记录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他依旧保持着过去的作风，深入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当时省里的领导在大会上表示，邓副省长虽来川不久，却是最勤于下基层的人，他对情况的了解深入细致，其他领导也应多下基层走走。

虽与彭德怀相隔咫尺之遥，然终未重逢。毛泽东亲自点将，下令解放了邓华。

1965年，彭德怀肩负重任，赴四川工作，担纲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他安顿于永兴巷7号，而邓华的居所则位于前卫街44号，两者相隔仅十余分钟步程。然而，尽管距离如此之近，他们却未曾谋面，亦未曾有过偶遇的经历。

在我们家族的回忆中，以及那些曾陪伴在父亲身边的同事们追忆往昔之际，最不愿回首的，乃那段“文革”岁月，那是一段满载血泪的刻骨铭心之痛。批斗、陪斗、抄家、劫掠、关押，人格尊严遭受凌辱……母亲也被拘禁，而我们这些孩子亦被迫参加学习班。曾几何时，我父亲不幸被一股不知名派别的红卫兵小将掳走，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他的去向成了谜团，一连数日音信全无。无奈之下，我妈提议，此事唯有求助于梁兴初将军。昔日在朝鲜战场，梁兴初曾担任38军军长，此时正任职于四川，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正是他，亲自前往寻访红卫兵的领导者，强调：“此人是我的老部下，在抗美援朝的激烈战斗中，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显赫的功勋，你们必须将他归还。”终于，我们得以寻回父亲的踪迹。”

在一场批斗会上，一位昔日的志愿军战士目睹了曾经的司令员，心中涌动难抑的泪水。彼时，邓华正与李井泉、廖志高、杨超、赵苍璧等一同坐在地上，胸前被悬挂着一块硕大的木牌，上面赫然写着“反革命分子邓华”，且在“邓华”二字之上，还划有一道鲜艳的大红叉。

1968年10月，邓华再度在家人眼中神秘“消失”。询诸他人，皆被告知“不知其踪”。然而，实际上，邓华正身处北京人民大会堂，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传闻其缺席的原因是——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及其候补委员中，被指控为“叛徒”、“特务”、“通敌”以及存在“历史问题”者，竟占到了总人数的71%。遵循党的组织准则，仅有超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出席方能形成有效会议，因此，作出了解放部分中央委员的决定。此刻，毛泽东点到了邓华的名字，邓华随即被确立为“解放”干部。

“在那波澜壮阔的“文革”年代，诸多文人因愤激之极而选择了跳楼或跳河以自尽。我想，我父亲之所以能渡过那段艰难时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历经战争的经历。他常言：“哪有将军得享太平？”实则不过是在自我慰藉，自我说服罢了。然而，然而——父亲告诫母亲：切莫多向孩子们谈及此类纷繁复杂的斗争，他们年纪尚幼，短期内恐难透彻领悟，若是不慎，恐会波及他们对党的深厚情感。”

随着“文革”步入尾声，社会上渐渐流传开了各种议论与说法。我曾就此向父亲求证。他坦诚地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厚情感，那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看来，若红军时代没有主席的领导，红军的命运或许早已终结。他从未萌生过“主席，您误会我了”这样的念头，更不敢存有这样的想法。若有问题，那必定是我自身的责任，需自我反省与检视。”我哥哥曾对我言道：“你那不过是愚忠罢了。”然而，在他们那个年代，忠诚之心，那是他们共同的写照。

1976年夏日，家中留下一张温馨的合影。照片中，前排右侧第一位是邓华，后排右侧同样位置则是邓穗。

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仅度过了十年的和平时光。临终之际，他最牵挂的，莫过于那平反通知是否已顺利传达。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一些老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军委和老帅们提议：让邓华回部队工作吧。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赵紫阳和秦基伟出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时，曾分别向邓华透露过：要你回部队工作，你准备着吧。

1977年8月，邓华再度重返军旅，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及中央军委委员的要职。正如他当年赴四川时那般，他迅速地投身于工作之中。邓穗回忆道：“父亲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文献与资料，一经翻开书籍便无法释手。令人惊叹的是，尽管年近古稀，父亲仍能熟练地背诵出一连串的数字，诸如敌我双方的作战飞机活动半径、坦克装甲的厚度以及火炮的破甲能力等。我们曾劝他：‘您这把年纪了，何必如此劳神费劲？’而父亲则回应：‘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邓华虽已分配了职务，然而其冤屈尚未得到昭雪，他仍旧期盼着那份平反的公文。1980年5月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布了《关于邓华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经重新审查，1959年对邓华同志所定之错误性质显系不当，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邓华同志所进行的批判及撤销职务之举，亦属错误……现对邓华同志进行全面平反，恢复其名誉。”然而，当这份报告最终抵达邓华手中之际，邓华因疾病缠身，已入住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治疗。

邓穗感慨道：“遗憾的是，就在1980年5月那个时刻，父亲不幸感染了肺炎，并发症也随之而来，病情迅速恶化。我急忙赶往医院，只见父亲卧床病榻，心中悲痛难抑。”您历经十七年的期盼，终于重返军营，却不幸再次身患疾病。”

在父亲陷入昏迷之际，他反复低语：“无论打击还是挑战，我都不会倒下，我就是不会死。”在生命的最后几日，父亲的意识略有恢复，他紧握着我的手，询问：“平反的通知送达了吗？”我回答：“中央军委的平反文件已在军事科学院的集会上公布。”听闻此言，父亲眼中泛起泪光，他嘱托我记下：“要感谢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还有党——感谢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战士……”随着父亲艰难的表述，我不禁泪流满面。

邓穗感慨道：“我父亲的一生，自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便投身革命。1928年，年仅18岁的他加入红军，踏上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他英勇参与；古田会议，他亦积极参与。五次反‘围剿’、长征的艰苦历程，他都一一走过。抗战时期，他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并参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年代，他四度攻占四平，攻克锦州、天津，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祖国边疆。晚年，他又投身抗美援朝，直至1953年，那时他已43岁。然而，1960年，他50岁时，却遭遇不测，仅享7年和平，便被免职，被迫离开军队。17年后，他重返部队，遗憾的是，不到三年便离世，享年70岁。”累积起来，他的一生实际上仅享有短暂的十年和平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