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525：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525《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四卷-02

四位太后

哀帝为殿中忽然传来如钟鸣的宏大声音这件怪事，询问黄门侍郎扬雄以及李寻。

李寻回答说：“这是《洪范》里所说的那种鼓妖，施法术，往往是认为君主耳目不明，被人迷惑，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升任重要职位时，鼓妖就会发声，但无形，让人不知道声音从哪发出。

《洪范.传》说‘鼓妖发声出现在年、月、日的中期者，预示正卿要承受灾难。’现在是四月，又是一天的辰时、巳（si）时，出现怪异，正是中期。

所谓正卿，指的是执政大臣，应该罢退丞相、御史，以应付天变。即使现在不罢退，不出一年，本人也自会蒙受灾难。”

扬雄也认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如不引退，恐怕会招致上天发怒，降下凶险的灾难。”

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

朱博既已当上丞相，哀帝就采用他的建议，下诏说：“定陶共皇这个称号，不应再称定陶二字。现尊共皇太后的称号为帝太太后，称永信宫；尊共皇后为帝太后，称中安宫；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寝庙，比照宣帝的父亲悼皇考的寝庙规格建立。”

于是，四位太后各自设置少府、太仆官职，品秩都为中两千石。傅太后取得尊号以后，尤为骄横，与太皇太后说话时，甚至称她为“老太婆”。

当时丁、傅两家在一二年间突然崛起，特别贵盛，被封为公卿列侯的人很多。但是哀帝不太赋予他们权势，他们的势力不如成帝在世时的王氏。

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奏称：“前高昌侯董宏，首先倡议改尊号之事，遭关内侯师丹弹劾而被罢免官爵，贬为平民。

当时天子正在守孝期，把国事委托给师丹，师丹不深思褒美推崇尊号的大义，反而狂妄胡说，压抑贬低尊号，损伤了陛下的孝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

但陛下仁慈圣明，昭然确定了尊号。董宏以其忠孝，也恢复了高昌侯的封爵。师丹罪恶逆行，已经暴露，虽然蒙赦令不治死罪，但也不应该再有封爵采邑，请求陛下将他贬为平民。”

哀帝予以批准。

感思：这位黄门侍郎扬雄，正是后世被尊称为“扬子”的那位西汉大儒、文学家和语言学家。

黄门侍郎是服务于宫禁之内的郎官，秩级仅为“六百石”。这与当时“秩比万石”的丞相，如朱博、“秩中二千石”的九卿相比，是名副其实的低级官员。

虽然职位不高，但因在皇帝身边服务，掌管公文传达，能接触到核心权力圈，所以被视为“清要之职”，通常由有才华、有学问的人担任。这是一个顾问、秘书或学者的角色，而非握有实权的决策者。

扬雄的崛起完全依靠自己的学问（以《甘泉》、《长杨》等赋得名），他在朝中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也不属于任何外戚或政治集团。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

在哀帝问询中，扬雄“人微言轻”的境况体现得淋漓尽致：

哀帝同时询问了李寻和扬雄。李寻是当时著名的方术之士，活跃于政治预言，他的回答直接、尖锐，并给出了具体的政治解决方案：“应该罢退丞相、御史”。

相比之下，扬雄的评论“鼓妖的出现，是君王耳目失灵的象征。朱博为人强悍坚毅，富于权谋，适宜为将，而不适宜为相。”更像是对现象的一种阐释和补充，政治攻击性较弱。

最终结果是哀帝没有理睬他们的话。这固然是因为哀帝决心扶持自己的外戚集团，但也从侧面说明，李寻和扬雄这类基于灾异学和道德劝谏的言论，在皇帝坚定的政治意图面前，力量是苍白的。

他们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史官笔下的记录”，而非对时局的即时改变。

既然人微言轻，为何《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还要郑重其事地记录扬雄的发言呢？这恰恰源于扬雄的另一种“重”：

学术与声望之“重”：尽管官位不高，但扬雄作为一代儒宗、文学大家和思想家的声望是极其崇高的。

在汉代以及后世的知识分子心中，他的言论具有很重的分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他的点评，是将其视为那个时代的重要舆论和智者声音的代表。

历史评判之“重”：史书的记载往往带有“盖棺定论”的性质。当时未被采纳的意见，在事后看来可能是正确的预言。

扬雄认为朱博“不宜为相”，后来朱博果然因阿附傅太后、卷入政治阴谋而被追究，最终自杀。这使得扬雄当年的评价，在历史记录中成为一种先见之明和道德评判。

“立言”的价值：在中国传统中，“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扬雄虽然在“立功”（政治功业）上无所建树，但他通过“立言”（著作《法言》《太玄》等）获得了不朽的地位。史书记载他的言行，正是对其“立言”价值的肯定。

在汉哀帝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扬雄是一个官阶不高、缺乏实权、因而人微言轻的角色。他的直接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

然而，从更长远的历史维度看，他的“言”因其蕴含的学识、智慧和道德判断而变得极其沉重。他的“轻”是当下的、现实的；他的“重”是历史的、文化的。

正是这种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反差，使得扬雄这个人物在《资治通鉴》的叙事中，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无奈，也彰显了思想和道义在历史长河中的最终力量。

李寻在成帝时期就擅长解说灾异（详见读书笔记508），与当时掌权的大将军王凤关系密切。他的政治生涯与王氏家族有很深的渊源。

他攻击朱博“使空有虚名的人进入朝廷”，并建议罢免丞相、御史，表面上是为皇帝和国家着想，实质上的矛头直指哀帝提拔起来以对抗王氏的丁、傅外戚集团。

他的目的是借天象打击政敌，维护王氏集团在朝堂的残余影响力和潜在复位可能。

扬雄虽非王氏死党，但他的观点与李寻一致，认为朱博“宜为将，不宜为相”，这代表了当时清流士大夫对傅太后集团得势的普遍反感，在客观上与王氏的立场是吻合的。

在哀帝的刻意打压下，王莽已经罢官回国，王氏家族的势力受到了重创。王氏家族此时正处于战略性的“壁上观”阶段。

王氏家族树大根深，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他们选择暂时隐退，冷静地观察哀帝和他的新外戚集团犯错。李寻等人的进言，就是他们影响力的体现，是一种不直接出面，但通过舆论施加压力的斗争方式。

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哀帝无子而早逝，丁、傅集团由于根基浅薄且行事骄横，在哀帝死后迅速被王政君和王莽铲除。王氏现在的“壁上观”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他们在等待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

“四位太后并立”的奇观，是汉哀帝时期独有的、极其特殊且短暂的政治现象。体现了西汉晚期皇统继承混乱、外戚势力恶性膨胀的局面。

这四位太后分别是太皇太后王政君（成帝生母）、帝太太后傅瑶（哀帝祖母）、皇太后赵飞燕（成帝皇后）、帝太后丁姬（哀帝生母）。这一奇观随着汉哀帝的早逝（在位仅7年）且无子嗣而迅速崩塌。